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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德斌:探尋區域創新的密碼 ——《區域優勢:硅谷與128公路的文化和競爭》中文新版推薦序

    發布時間:2020-07-09 發布來源: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

      硅谷,這個世界創新之都,一直是眾多學者研究的對象。2003-2004年,我受美國政府資助,作為富布萊特研究學者,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訪學,研究題目是硅谷區域創新網絡。其間,我經常驅車在伯克利、圣何塞、舊金山、帕洛阿爾托、山景城等城市穿梭,走遍了硅谷的山山水水,訪問了惠普、英特爾、蘋果、思科、甲骨文等眾多科技企業,也數次到斯坦福大學訪問學習?;貒?,我幾乎每隔兩年都要回硅谷一次,曾先后走訪了雅虎、谷歌、臉書、特斯拉等這些新崛起的公司。2015年,我還專門到波士頓考察,走訪了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塔夫斯大學等高校,并沿著128號公路考察,希望找到波士頓與硅谷這兩個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形成的共同“密碼”。

      《區域優勢——硅谷和128號公路的文化與競爭》(以下簡稱《區域優勢》)一書英文版最早出版于1994年,26年即將過去,硅谷依然處于世界創新之巔。本書作者、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城市與區域規劃系教授安納李•薩克森尼安是最早研究硅谷的學者之一,早在1979年她還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作碩士研究生時,就曾自信地預測,硅谷的繁榮即將停止,理由是那里的發展已經達到了自然極限,住房和勞動力成本太昂貴,道路太擁擠,盡管公司總部和研究工作可能會保留下來,但大部分的創新企業將在20世紀80年代轉移到其他地方。事實證明,她的預測錯了。

      20世紀80年代初期,硅谷迎來了歷史上最大一波創業浪潮,像硅圖、太陽、康諾、賽普拉斯等一大批科技公司都是在這個時期崛起的。5年后,《商業周刊》也曾在封面故事中宣布,由于來自日本的競爭,硅谷將同底特律和匹茲堡等東部城市一樣陷入衰退。事實證明,《商業周刊》也錯了。到80年代后期,硅谷再次繁榮起來。盡管半導體行業失去了成千上萬個工作機會,但像個人電腦、工作站、磁盤驅動器、軟件、生物技術和醫療電子等新領域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以蘋果公司為代表的計算機產業取代半導體產業,成為引領全球科技發展的新方向。

      在整個80年代,硅谷的經濟不僅急劇多樣化,而且在地域上不斷擴展,技術活動的空間范圍從圣克拉拉縣擴展到周邊的圣克魯斯、圣馬特奧和阿拉梅達各縣。到90年代,這種繁榮景象依然持續,地域范圍繼續擴大,從多媒體、互聯網的應用到電子技術和生物技術的組合等全新的技術和產品不斷涌現,網景、思科、雅虎、谷歌等企業的崛起,將人類帶進互聯網時代。

      2000年以后,推特、臉書等新生企業成為新時代的弄潮兒,不僅推動了硅谷的持續創新發展,也將人類帶進移動互聯網時代。如今,特斯拉這個新能源汽車領域的先鋒,正在推動硅谷向“綠色之谷”轉型,可望帶來全球新一輪的產業變革。

      從人們的一般常識,到經典的經濟理論,都普遍認為硅谷的發展已經達到極限,但硅谷為什么還會繼續興旺繁榮呢?這就是《區域優勢》想要回答的問題。(或許,正是因為安納李•薩克森尼安當初預測錯了,促使她深入研究硅谷和128號公路,才誕生了本書。)本書的答案是:硅谷開創了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作者認為,硅谷是一個網絡系統——一個去中心化的產業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生產是由專業公司組成的網絡組織來實現。這些公司彼此之間既激烈競爭,又以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相互合作,同時還與當地機構(如大學)進行廣泛合作。她還認為,在這個網絡系統中,最重要的是“關系”。

      這里豐富的社會、技術和生產關系才促進了該地區創業、實驗和集體學習。這種基于相互關系的網絡系統,就是硅谷的競爭優勢,是促使硅谷持續繁榮的“基因”。正是這種基于本地包容性文化的基因,使這里的公司能夠超越它的競爭對手,即位于波士頓128號公路地區的競爭對手。相比之下,128號公路是一個由少量大公司主導的集中化的系統,它們抑制了本地其他企業的發展。

      中國和美國都是當今世界的科技大國。在全球科技創新版圖中,美國是科技實力最強的國家,中國是科技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美國的科技創新實力處于全面領先地位,中國科技飛速發展,是新興的科技大國,目前正致力于建設世界科技強國。雖然近年來中國科技創新實力實現了歷史性躍升,與美國的差距正迅速縮小,但中國科技實力仍落后于美國卻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客觀事實。2011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在中美科技競爭中,中國存在兩大明顯短板,一是缺乏世界一流大學,二是缺乏像硅谷這樣的區域創新龍頭。

      正是為了培育和打造區域創新的“引擎”和龍頭,中國從2015年開始在全國布局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長三角的上海、京津冀的北京以及珠三角地區都被國家寄予厚望,正朝著全球性的科技創新中心城市邁進,但在此過程中也面臨很多困難和問題,既需要加快自主創新步伐、加速提升原始創新和核心技術掌控能力,也需要深化實施開放式創新、充分借鑒和吸收硅谷等世界級科技創新中心的成功經驗。在此背景下,《區域優勢》中譯本得以再版,可謂正當其時。無論是硅谷還是128號公路地區,它們在技術進步、創新網絡演化、產業發展等方面的做法或經驗,都對我國加快建設全球科創中心具有啟示意義。

      本書通過對硅谷和128號公路地區發展歷史的系統梳理,比較分析了硅谷和128號公路地區在產業社區、創新網絡以及創新文化基因等方面的異同,深刻揭示了硅谷經久不衰的“創新密碼”,那就是根植本地的產業創新網絡以及蘊藏在產業創新網絡中的獨特創新基因。斯坦福等世界一流大學、蘋果等創新“引擎”企業,以及政府管理部門,通過與大量風險投資、各種專業服務機構、行業協會之間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聯系,孕育了硅谷獨有的產業社群和創新網絡。

      硅谷的“成功之道”雖有其獨特之處而不可復制,但對我國正在建設的全球科創中心無疑具有重要啟示意義。本書對硅谷成長為全球科創中心的發展歷程進行了詳細描述,從中我們可以發現全球科創中心的一些共性特點:企業、大學、政府等關鍵創新主體是全球科創中心形成的核心驅動力,風險投資、專業性服務機構、行業協會等創新要素是全球科創中心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支撐條件,完善的創新基礎設施和開放包容的創新文化則為全球科創中心不斷孕育新企業、新技術和新經濟提供了雄厚的土壤。

      從硅谷的發展歷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建設全球科創中心既是一項系統工程,也是一個持續過程,必須通盤考慮、久久為功;既要充分發揮創新企業、大學、科研院所、政府管理部門、專業技術機構等各類創新主體的積極性,也要注重風險資本的可得性、基礎設施的通暢性和創新資源的豐裕度;注重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氛圍,通過培育根植本地的創新網絡,引領和支撐全球科創中心發展。

           一要加快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本土創新“引擎”企業。只有成長出一批世界級的創新“引擎”企業,一座城市或地區才真正稱得上是具有全球有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硅谷之所以成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是因為這里培育出了惠普、英特爾、蘋果、谷歌、思科、甲骨文、推特、臉書、特斯拉等一大批世界級的科技創新企業。因此,中國的科創中心建設,必須著力培育基于本土的科技創新“引擎”企業。正如本書中“硅谷之父”特曼教授所說的:“一個強大、獨立的產業必須開發出自身的科技智力資源。對于依賴于引進智力和二手思想的工業體系來說,永遠擺脫不了向霸主稱臣的附庸地位, 而且注定了其在競爭中永久的劣勢地位”。當然,“引擎”企業的形成是以大量中小企業的存在為前提的,像惠普、蘋果、谷歌等眾多全球性企業最初都是從兩三人的車庫企業發展起來的。我們需要給小微企業足夠的生長空間,為民營企業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充分發揮市場競爭機制,建立平等的企業社會關系網絡,讓大量中小企業通過自然生長、殘酷競爭、大浪淘沙、優勝劣汰,最終成長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企業。
     
           二要著力建設一批世界一流大學?,F代大學特別是世界一流大學對城市和區域科技發展具有知識創造、人才培養、創新培育和人才集聚四大功能,被稱為科創中心形成之“錨”。硅谷地區集中了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和加州州立大學圣荷塞分校等眾多世界一流大學。大學是知識創新的源頭,推動硅谷發展的許多新技術最初都是誕生于這些大學。大學為硅谷的發展培養了大批一流的人才。例如,斯坦福大學工學院的博士、碩士畢業生,有90%以上都在離學校50千米以內的地區就業。這些大學還將世界范圍內最優秀的教師和學子吸引到這里,使硅谷成為全球優秀人才集聚的高地。例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學集聚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分別達31名和18名之多。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斯坦福大學師生已累計創辦近萬家企業,每年產生的收益高達3萬億美元,共創造了500多萬個工作崗位。斯坦福大學校友創辦的企業一直是硅谷科技產業發展的旗幟。從某種程度上說,沒有斯坦福就不會有硅谷。
     

      三是積極培育包容性的創新文化。硅谷持續繁榮的基因根植于包容性的創新文化。這種文化具有推崇創業、寬容失敗、鼓勵冒險的價值觀,其核心是激勵成功、寬容失敗。包容性創新文化的核心體現在以人為本、尊重個性,使知識精英在兼容并蓄的文化氛圍中找到發揮才能的舞臺。只有包容性的創新文化,才能夠持續吸引高素質人才,并有利于人才的成長,最大限度激發人的激情與活力,為施展才干提供更多的機會、更大的舞臺,從而促進初創公司繁衍和高水平創新成果產生。此外,開放的文化氛圍也能為優秀科技人才,提供思想交流、觀念碰撞及競合兼容的環境,促進隱性知識的溢出與新知識、新思想的產生。創新嵌入于特定文化中,真正具有創新力的城市一定具有深厚的文化土壤,文化是城市可持續創新的內在力量。如果文化要素無法與其他要素協同發展,就可能成為城市或地區邁向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一道“鴻溝”。從這個意義上講,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就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文化再造工程。

      作者:杜德斌,華東師范大學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院長、教授,教育部戰略研究基地華東師范大學全球創新與發展研究院院長,上海市軟科學研究基地上海市美國創新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三思派特約專家。文章觀點不代表本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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